【核心提示】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的作用不仅在于就中国问题有主要话语权，还应该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就一些基本的理论进行平等对话，以便在这样的对话中提出中国学者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得出的理论观点。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传统的人文学科正面临着跨文化交流、交叉研究和新兴学科的挑战。5月18—20日，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全球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人文研究的价值：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在南京大学举行。

　　人文学科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认为，科技导向和工具理性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人文学科的发展面临空前困境。“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新发明’具有行动特性的人文学科，使其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全球人文学科报告》作者之一、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教授多米尼克·斯科特提出，“人文学科对各种产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负责在电影、戏剧等创造性的产业中贡献力量。”

　　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英语系教授海伦·斯茂认为，我们应重视人文学科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对个人和集体幸福的重要作用。“人文学科能让我们更了解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更好地把自己放在幸福之中，以及教我们如何提高我们乐趣的种类与质量。”

　　人文传统和形态的多样性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理论是一种“硬理论”，人文科学的理论则更像是某种“软理论”。

　　关于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异同，东西方学者看法有异。《全球人文学科报告》的起草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化演变研究中心教授安那·亚历克，在对西方人文学科领军人物进行广泛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发现了西方人文科学研究迥异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几个特征：人文科学的研究在理论和主题上缺乏统一；许多人文学者不愿谈论知识领域的进步，因为他们大多认为科学式的“发现”与人文学科无关。

　　中国学者却倾向于从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互补方面来理解。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鲁安东提出，诸如历史性的思维、反思性的思维和诠释性的思维等人文学科特有思维方式已在各个学科中被普遍地使用，其价值日益明显，特别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在面对综合性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时，理解一个问题是解决它的必要前提；二、对科学进步的不断反思和自省正反过来成为科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机会；三、在创造性构想的指导下开展解决问题的工作，这是“设计”或者说“创意工程”的本质；四、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科学进步更加依赖于交流、讨论和参与，而后者将取决于人文学科的进步。

　　人文研究 从学术到行动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全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利文森认为，不应人为地为人文研究设定边界，人文思想的影响应超越大学围墙而进入日常社会生活。

　　周宪认为，重要的不再是对人文学科必要性的论证，而是如何在大学教育中把人文学科的教育变为有效行动。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首先要面向大学的所有教师，尤其是非人文学科的教师，其次才是学生。他提出，应努力尝试人文学者和科学学者通力合作，将人文学科关于价值、意义和伦理的思想渗透进科学的专业教育中，进而改变目前大学教育种种不平衡状态，以使人文学科成为一种“人的教育”。

　　超越人文研究的西方中心论

　　“地方性与全球化看起来具有冲突，但冲突可以带来有益的促进。”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童强认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可以通过跨文化的交流而获得文化上的借鉴，通过看“他人”而认识“自己”，丰富整个人类的人文理解。跨文化的人文研究交流，可以达成更广泛的认同。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向记者介绍，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领域的前沿理论话题；在语言学界，针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了“全球汉语”概念。

　　“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的作用不仅在于就中国问题有主要话语权，还应该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就一些基本的理论进行平等对话，以便在这样的对话中提出中国学者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得出的理论观点。”王宁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中国人文学者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对国际人文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说，跨文化研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心态，我们要勇于超越学术研究中的各种欧美中心论，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中，推进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和成果的涌现。童强也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文化交流既是文化对话和文化融合的过程，更是文化斗争和文化抵抗的过程，要通过漫长而艰难的人文探索确立起我们的文化自觉。而由于缺乏文化自身主体性的意识，繁荣的文化产业很可能只是别种文化产品的模仿流水线，或者成为他国文化产业的衍生部分，随时面临各种形式的“收购”。

　　针对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全球人文研究课题，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何成洲表示，虽然这些课题也重视与非西方学者的对话，但通常少有非西方学者参与课题的前期设计、调研分析和综合研究，或者只把非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理论的一个非西方阐释案例，因而仍囿于西方中心论。何成洲的这一批评引发欧美学者反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2日第4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