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已经历了20余年发展。8月24—26日，在湖北襄阳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就如何寻找学科定位、学界有哪些新的学术增长点等社会文化史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湖北大学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协办。

　　基础理论研究仍存分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兴起了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和现实性研究，形成一股史学新思潮。”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长郭莹表示，“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在社会文化史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至今仍存在重要分岐，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进一步发展不无裨益。”

　　“与西方社会文化史被视作‘社会史反叛形象’不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及文化史之间具有天然的递进关系，是对二者的深化和丰富。就社会文化史而言，其‘自下而上’看社会、注重整体性与微观研究、倡导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方法有机结合等创新性学术理念和开放性学术视野，使得史学研究不但具有了更广泛的史料来源，而且拓宽了解读材料的思路，在史学研究范式整体性转变过程中将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化。”郭莹这样告诉记者。

　　对于学科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表示，社会文化史不必执着于学科名目之有无，应注重其学科视角和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俊峰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提出，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从现阶段发展看，社会文化史依然是社会史机体上的一个延伸，二者需要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发挥出学科的优势和特长。

　　对引进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表示，西方新社会史、大文化史等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

　　李长莉提出，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过程中，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根据我国社会文化状况生成的“地方”理论。而针对研究西方社会形成的理论方法，移入我国后会有一定的“水土不服”。因此，需要对引进理论进行“本土化”。

　　“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和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一事一物的发展和事物各层面的互动中，进行深度的阐释和思考。这样的研究思路，可以展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本土特色。我国丰富且深厚的历史资源，可以提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刘志琴说。

　　刘志琴认为，诸如“礼俗”观、“道器”观等形成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概念，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从礼俗互动中，认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是学者们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生活质量研究将成为新亮点

　　与会者展望了我国社会文化史的新研究路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通过阐释研究生活质量的理论意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了研究生活质量对于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价值所在。他表示，研究生活质量是当今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阈。因为探索生活质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对于了解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生活质量理解和判断的合理性、差异性与谬误性，以及提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生活质量等社会文化问题，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今及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建设，由此史学的应用性功能也可以得到更多体现。随着该领域研究成果、研究价值和研究功效等的不断呈现，以生活质量为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亮点。”梁景和说。

　　李长莉在展望学科发展时认为，一些与现实关联度较高的历史论题，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史的热门论题。如“社会治理”作为“个人—社会—国家”理论所指向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今天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记者 郝日虹）

作者：郝日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