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前，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水准较高的原创性成果极其罕见，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徘徊不前，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忧虑。如何破解难题，还未见学者有深入分析。

　　当前，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水准较高的原创性成果极其罕见，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徘徊不前，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忧虑。如何破解难题，还未见学者有深入分析。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详解科研中的逻辑方法，他认为，逻辑上讲两种科学方法，一个是演绎，一个是归纳。所谓演绎，就是从一般到特殊；所谓归纳，就是从特殊到一般。我们搞科研，要先用归纳，再用演绎，不能反过来，一反过来就坏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从大量具体的材料中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结论是在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所谓分析，是要以归纳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归纳就作分析，那么结论常常是错误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王先生的论述，不仅对语言学研究有指导意义，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普遍适用，点到了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症结。

　　目前，国内口述历史理论极其缺少归纳式研究，而是不断重复着演绎式研究。这种演绎式研究，其前提是欧美学者的一些论断，比如国内学者普遍借鉴美国的唐纳德·里奇、英国的保罗·汤普森和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观点。现代口述历史是外来学科，国内学者在研究初起之时对海外成果有所借鉴，自不可免。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领域依然有大量的题材和内容被重复，甚至很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广为人知的常识，在21世纪以来的不少专业论文当中，仍被当作重要观点被宣传、绍介。求新、求深、求突破的学术要求，很多口述历史论文并未做到。也难怪很多资深学者呼吁：不要只满足于译介国外学者，国内研究者应拿出精深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事实上，开展归纳研究，并非不具备现实条件。目前，国内的口述历史作品已有相当积累。2006年，左玉河发表受到广泛关注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列举的口述历史作品超过30部；《中共党史研究》每年刊发一篇上一年度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其中就有对党史题材口述历史的点评。在这些口述历史作品中，也有质量较高的，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口述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等。

　　然而，国内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却并未随之更上层楼。面对日渐增多的口述历史作品，某些理论研究者在进行回顾和反思时，常常没有深入评析，汲取理论建设的素材，而是蜻蜓点水式地做简单点评。这种情况从关于口述历史的书评类文章中可见一斑。

　　学术性书评文章，也是一种文化积累工作，质量高的书评文章，能够从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内容特点等方面，展开详细评析，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随着口述历史本土化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国内学者会逐渐用本土化的语言来解析、阐释有关问题，因此书评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积累工作。不过，在国内口述历史著作部头越来越大之时，有关的书评长度却越来越短，以至于出现“一句话书评”现象。一句话书评，一段话书评，论者的水平再高，也无法做到全面、深刻。事实上，不少短评，只点出口述历史著作某一方面的特点，却遗漏了很多其他方面。譬如，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出版后引发关注，有论者评价此书“很成功”，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却未做出比较深入的评析，对书的内容几无一字分析。这样的评价，读后颇令人困惑。近年的一部口述历史理论专著，提及张宜的《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口述历史》一书，并评论说这部书的章节有些凌乱，但对于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所做的重要探索，却未触及。张宜此著，本是少见的口述历史专著，规模较大，作者的采访，具有明确的学术策划，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仅仅点出其章节有些凌乱，自然无法令作者、读者心服。

　　当然，归纳式研究，不限于撰写长篇书评，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研究类型；两种研究都对提升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水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是很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完成，关键在于遵循正确的研究思路，开展扎扎实实的归纳式研究。这方面的基础早已具备，但迟迟不见起色，当引起广大学界同仁反思。

    （作者单位：山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作者：李卫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第6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