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的探讨过程中，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虽不是新问题，但却始终处于讨论的焦点，学界已有不同视角的研究。在此，我们尝试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对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进一步思考，以明晰其本质。

　　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本质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识的社会整合功能等，即要理解知识的本性，就必须将知识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分析才能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鸦片战争以降，19世纪的知识引进阶段，近代国内思想界由西学东渐现象引发了“西学”与“中学”之地位的激烈论战；改革开放之始，从1978年打破封闭状态，到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和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直至当下，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学界已经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念。可以说，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路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相伴随，也与中国学界从自我封闭到与世界接轨的自觉诉求相关联。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的背后是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权力关系。从客体角度，知识并无国界之别，真理也无主体之异；但从主体角度，却会产生知识与学术权力的问题。因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有时间先后之分，对真理的把握有程度之别，真理的效度也有范围之限，主体对话语体系的掌握也有主动建构与被动使用之分。

　　可见，或是基于认识的优位，或是基于话语建构的主动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学术权力由此产生，即形成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关系，形成学术话语掌控的强与弱、学术资源的富足与匮乏的差异。对学术“发达国”而言，一般不太容易产生“本土化”与“国际化”之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本土化”研究就是“国际化”。这从西方“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现象的长期存在可以佐证。对学术“依附国”来说，基于认识的后知后觉或话语建构的不足，其在学界处于学术输入的弱势地位是难于避免的。

　　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中也自然交织着学术话语的学术权力之争。中国学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自觉防止西方学术“发达国”借用其拥有的学术权力进行“文化殖民”，要特别对西方强国输入的以资本为权力逻辑的现代话语体系加以警觉，避免被其钳制与同化；另一方面，学界在争取学术话语与权力时，必须防止学术异化。

　　澄清学术“伪本土化”与“伪国际化”

　　所谓学术“伪本土化”，即是夸大研究对象的本土性特质和西方理论效度的有限，拒绝学术“国际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西方的理论进展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外部资源；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产生一种‘合法的暴力’，即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构成一种强制与支配。”

　　那么，“本土化”的真义是什么？社会学家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界定，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的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这一认识当对目前所有处于“学术输入”被动处境的社会学科研究皆具有启示性。

　　所谓学术“伪国际化”，即是无视社会科学知识效度边界的存在，无视中国社会的特点，夸大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学术研究的“伪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在解释东方社会现实中，无视东方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其二，“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亦步亦趋，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提出西人提出过的问题，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这样的学术“伪国际化”难免只有话语体系的新颖与通约，但却不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实现学术“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

　　第一，中国学界必须在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将国际化知识、本土理论与中国国情三者有机结合，力求“证伪”与“发现”。中国学术从“真本土化”到“真国际化”的过程，是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下的“证伪”与“发现”的过程，即“它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经验材料来‘图示’西方的社会理论，而应该是用中国的社会事实来证伪国外的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这种‘证伪’和‘发现’的过程，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实际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的过程，是在与西方社会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具有高度效度的本土化社会理论”。

　　第二，中国学界需要为世界学术提供新观点、新理论与新学派。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为社会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性质、走向等问题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不过，当务之急则在于对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度研究。可以说，如何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建构出契合、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发展理论，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创新的着力点，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学界必须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学术创新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基础。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的学术是否可以融入世界学术体系，能够掌握学术交流的国际通用语言（如英语）和遵循某些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基本学术规范、准则和方法论逻辑就成为对话、交流与理解的基本要求。同时，能够拥有学术话语权则是衡量学术认同与学术权力的一把标尺，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以及构建国家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柱。就目前而言，中国学界“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与通则和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补课，以及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上面”，潜心培养一支学贯中西的学术队伍，这是中国学术真正走向世界的保证。

　　（李萍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林滨、钟明华系中山大学副教授）

        作者：李萍 林滨 钟明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2日第430期